1726年冬季，在浙江省的杭州，昔日统领西北军务的年羹尧已被关押在牢中。此刻，他已失去了权力，无法传达命令，也无法联系到任何亲信，对家人的消息更是无从得知，只能静待朝廷的最终判决。年羹尧的落马并非偶然，而是雍正皇帝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场细致清算：首先削弱他的军事权力，再逐步瓦解他的亲信，随后展开对他罪行的追究，最终使年家在权力中心失去一切。
年羹尧在年轻时确有才华，康熙末期时，他曾担任四川巡抚和川陕总督，继而负责西北的军务。在青海的战斗中，他调配粮草、管理军队，成绩斐然。雍正登基后，他一度成为皇帝的得力边将，权势也达到巅峰。然而，真正改变其命运的，并不是他在战场上的失利，而是归京后的表现。
雍正二年，年羹尧入京朝见。按照出将入相的君臣礼节，功臣受到宠信后应倍加谦恭，可年羹尧在京中的态度却异常张扬，接见官员时态度高傲，甚至对雍正也缺乏作为臣下应有的恭敬。更令雍正不满的是，他频繁插手官员任命，替亲信谋求升迁，致使朝中流传“年选”的说法。雍正曾提醒过他：“功臣当谦虚，作为臣子更应知分寸。”但年羹尧并未真正领会其中深意。
年羹尧还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于傲慢。他在西北多年经营，身边聚集了一批忠于其个人的官员和将领，致使有些朝臣只听从年将军的指挥，而未将皇帝的旨意放在心上。对于刚刚登基的雍正来说，这不仅是大臣的贪权，实则已对皇权本身构成了威胁。雍正并未急于动手，因年羹尧依旧握有不小的军政影响力，如贸然出手，恐引发边疆动荡，并可能引起朝臣对皇帝“过河拆桥”的非议。因此，雍正采用稳妥的策略，逐步剥夺他的权力，首先调离他的职务，再更换他所推荐的官员，并命各地大臣对年羹尧的旧账逐一上报。
这一策略至关重要。在年羹尧获得皇帝信任之时，许多官员纷纷结党附庸；而雍正发出要清理年六党派的信号后，原本围绕在年羹尧身边的人们则迅速倒向朝廷。权力游戏中的起伏和温情，往往比刀剑名单更为迅速。最终，年羹尧被解除川陕总督等重要职务，并调任杭州将军，没过多久，他连这项职务也被撤下，只剩下看守城门的职责。昔日统领西北重军的显赫大臣，一下子沦为失去权力的囚徒。
雍正随后列出年羹尧的种种罪行，共计超过九十项，涵盖了结党营私、擅权贪腐、藐视礼制等各种罪状。这些罪名之多，显然意在表明皇帝已然不打算给年羹尧翻身的机会。1726年，年羹尧被押送至朝廷处决，最终奉命自尽。与公开斩首相比，赐死表面上保留了其些许颜面，却也意味着皇帝不希望此事继续拖延。
年羹尧的死，不仅没有停止清算，反而让他的家人面临更严峻的后果。年羹尧的长子年富被处决，而其他儿子则受到流放和充军的惩罚，家族财富被无情查抄。年家曾经的富贵、住宅和政界人脉，几乎全数被剥夺。而他的妻妾及女儿的遭遇同样残酷，尽管史籍对此并有不同记载，无法简单地说她们全被杀，但清朝对于罪臣的家属处理，通常是按身份、年龄和亲疏关系定罪。女眷们多被枉入官府，或被发往边疆、送给功臣为奴，失去了个人的婚姻和人身自由。这对于年家女性来讲，已经是极重的惩罚。她们并未参与国家政事，却因家族关系丧失了财产、身份、生活选择的权利。尤其是年羹尧的女儿，虽年幼者或许因其年纪获缓刑，但也不意味着她们获得真正的自由，生活也无法与普通人相比。
年羹尧的妹妹年氏是雍正的贵妃，她的命运有所不同，因身份的特殊得以保留，但身处在宫中的她，随着年家落难，情况显然变得越发艰难。雍正虽然未因此对她进行惩罚，但年家失势无疑对她造成了深刻的影响。1727年，年氏因病去世，年家在朝中的最后一层保护也随之消失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雍正处理年家罪责，并非仅仅出于一时之气。年羹尧的军功确实突出，但在皇权体制内，功劳越大，越不能转化为个人势力。一旦臣属拥有超出皇帝之外的号召力，原先的功绩也可能成为今日的罪证。年羹尧一死，妻妾被拘，子女受罚，家业被抄，年家从显赫转为困境。雍正借此向外界划清界限：军功可以奖赏，权力可以给予，但绝不可因此凌驾于君臣秩序之上。
